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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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墓作为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其埋葬和祭祀设施,从考古学上来说,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如墓园建筑、祭祀设施、祔葬墓、陪葬坑、封土、墓室、棺椁、装敛用具和随葬品等。这里对这些要素逐一分析。

据文献记载,西汉列侯墓建有墓园。《汉书·董贤传》:“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但是,此前在考古学上并未确认完整的实例。前述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虽发现有墓园,但它是以兆沟为墓园四界。然而,经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的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平面近正方形,边长490米,四面筑有夯土墙垣,陵园内发现有道路和排水设施,陵园东侧有宽45米的司马道(15)。据报道,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园平面呈梯形,陵园墙周长868米,四周有夯筑墙垣,东墙和北墙上设门,门外发现有疑似门阙的建筑基址,陵园内有完整的道路系统、排水系统和水井等设施。很明显,海昏侯刘贺墓园在平面布局和结构上与大云山江都王陵陵园近似,但规模要小得多,并且其形制也没有后者方正,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别。但是,它的规模与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近似,但比后者要完善和规整,并且有四周闭合的墙垣以及门阙,显示出它们虽然都属于列侯等级,但比后者更为完善。因此,海昏侯刘贺墓园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的西汉列侯墓园。

祭祀设施,是西汉诸侯王陵和列侯墓园的基本构成部分。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济南腊山汉墓(西汉早期某列侯夫人墓)附近瓦当、铺地花纹砖等建筑材料的发现,显示出其墓旁应有祠堂类建筑设施(16);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墓园的东部,发现了祠堂类建筑基址,与文献记载的“起冢祠堂”相合,实证了西汉列侯墓旁确有祠堂类祭祀建筑的存在。海昏侯刘贺墓(1号墓)的墓前,发现有边长10米的寝类建筑基址;刘贺墓和夫人墓(2号墓)的墓前,发现有东西长14米、南北宽10米的祠堂类建筑基址;祠堂类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发现有园寺吏舍类建筑基址。另外,作为祔葬墓的4号墓、5号墓和6号墓的墓前,各自也有祠堂类建筑。海昏侯刘贺墓园的祭祀设施虽然规模不大,但种类齐全,是迄今所见祭祀设施最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

西汉诸侯王陵园和列侯墓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诸侯王陵的陪葬墓和列侯墓的祔葬墓。据考古发现,诸侯王陵中,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陵园内的北部,发现有11座陪葬墓;在陵园外的东侧,发现2座陪葬墓(17);列侯墓中,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的东、西、北三面,分布有12座祔葬墓。海昏侯刘贺墓园内共发现9座墓,其中,1号墓和2号墓为刘贺夫妇墓,其余7座为祔葬墓,分布在刘贺墓以东和以北的墓园内。这不仅是考古确认的西汉列侯墓有祔葬墓的又一个实例,而且是祔葬墓和主墓均分布在墓园内的第一个实例。这种祔葬墓分布在主墓附近并在墓园内的格局,与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园明显不同,但与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多有近似之处。

陪葬坑作为墓葬的外藏椁系统,是西汉王侯陵墓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且埋葬物多样,内涵复杂,尤其是墓葬类型为竖穴土石圹木椁墓的情况下,陪葬坑更是发达。譬如,山东临淄大武齐王墓周围有5个陪葬坑(18),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周围有14个陪葬坑(19);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结构虽然是横穴式崖洞墓,但在墓葬外发现5座陪葬坑,其中已发掘的2个陪葬坑中出土陶兵马俑2300余件(20)。列侯墓使用陪葬坑的情况并不普遍,但也发现有数例。譬如,咸阳杨家湾4号墓的墓道外侧有13个陪葬坑,分别埋葬车马、铜器、陶骑马俑和立俑(21);徐州宛朐侯刘埶墓的西北方有一处陪葬坑,出土男女陶俑25件(22);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墓道东西两侧各有3个计6个陪葬坑,分别埋葬陶甲士俑、木甲士俑、木质明器车马,以及与军旅有关的各种金属兵器、印章和其他用具,仅6号坑就出土陶质和木质甲士俑520余件以及铜钟、铜钺等。有迹象表明,列侯墓在墓外是否单设陪葬坑,似乎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而坑内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则更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现。海昏侯刘贺墓的西北侧,设有一处长方形陪葬坑,南北长17.7米、东西宽4.24米,坑中埋葬实用线匹。就陪葬坑的使用来说,符合西汉列侯的葬制,但是,陪葬坑中埋葬实用线辆,显然与一般的列侯墓有别,更远远超出了墓主人刘贺卒时的境遇,其原因值得深思。

封土又常称作“坟丘”,为西汉王侯陵墓所必备(有些横穴式崖洞墓除外),但其规模和形制多有差别,其大小和高低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关于西汉诸侯王陵封土的高度,当时的文献无载,但据《周礼·春官·冢人》郑注:“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西汉的四丈,约合今9.3米。据考古勘察,北京大葆台1号墓的封土底径东西约50米、南北约90米,顶部圆平,残存高度为8米(23);河北定县40号墓,封土残存高度为16米(24);山东临淄大武齐王墓,封土高达24米。上述诸例中,除大葆台1号墓封土的残存高度由于种种原因低于西汉列侯坟丘高度的四丈外,其余各墓虽经千年风雨侵蚀,其封土高度都大大超过列侯坟丘的四丈。很显然,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和列侯的坟丘高度,无疑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但是,西汉列侯墓封土的情况比较复杂。就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来看,封土底部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咸阳杨家湾5号墓封土呈覆斗形,可能与陪葬汉高祖长陵被特别赐用有关;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封土高达20米(25)(约合西汉的8.65丈),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封土高约15米(约合西汉的6.5丈);其他列侯墓的封土高度一般高8米以内,约合西汉的三丈五尺,都不足文献所说的四丈,或许与千年风雨侵蚀有关。海昏侯刘贺墓的封土呈覆斗形(下面还有方形的夯土基座),残存高约7米(约合西汉的三丈),考虑到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其原来的高度应当符合文献所载西汉列侯墓坟丘的高度,但其形状与常见的圆形或椭圆形有别,而与西汉帝陵的覆斗形相同(26),其原因同样值得深思。

墓室作为墓葬的主体部分,其形制、结构、规模大小等,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直接相关。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列侯墓的墓室,除河北邢台汉墓为砖室墓(27)、徐州宛朐侯刘埶墓不设斜坡墓道之外,其余的列侯墓均为带一条墓道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其中,除咸阳杨家湾汉墓、济南腊山汉墓的平面形制为曲尺形外,其余均为“甲”字形,但墓道的朝向多有不同。可见,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石坑木椁墓,是西汉列侯墓的一般形态,而海昏侯刘贺墓也正属于此类。刘贺墓坐北朝南,墓口南北长17.2、东西宽17.1米,加上墓道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其规模在西汉列侯墓中大致属于中等。譬如,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墓口南北长9.2米、东西宽7.65米;永州鹞子岭2号墓,墓口东西长10.3米、南北宽9.2米(28);沅陵虎溪山1号墓,墓口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4.2米(29);马王堆1号墓,墓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30);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墓室南北长35米、东西宽24.5米。当然,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室,比有的诸侯王及夫人墓还要大些,如河北献县36号墓,墓口东西长12.6米、南北宽10.2米(31)。不过从总体以上看,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室结构和规模,属于典型的西汉列侯葬制。

墓室内用木材构筑木椁,木椁内设置棺室、放置棺木,是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但木椁的平面形制、大小、结构、空间分隔以及木材的用料等多有不同,棺木的大小和重数也多有不同。以往发现的西汉列侯墓中,咸阳杨家湾5号墓为一椁一棺,棺椁之间放置随葬品;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墓坑内,构筑前椁室和主椁室;绵阳双包山2号墓(汉武帝时期列侯级别的墓葬)的椁室内分隔成前室和后室,后室内放置棺木,前室分隔成5个器物厢(32);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的椁室用隔板分隔为棺室和头厢;长沙马王堆1号墓椁室内设棺室,棺室内放置四重套棺,棺室和椁室之间分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厢;沅陵虎溪山1号墓的墓室中央为主椁室,其东端近墓道处的南北两侧为外藏椁室,主椁室内分隔成棺室、头厢和南北边厢;长沙401号墓(西汉后期某代长沙王或王后墓)的椁室结构(33)与虎溪山1号墓雷同;永州鹞子岭2号墓的椁室内,用枋木分隔成前庭和后室。这次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墓圹内用枋木整体构筑方形木椁,木椁的中央构筑方形的主椁室,主椁室外围四周用木板分隔成乐车库、车马库、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器库、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厨具库等12个器物库(厢),分别随葬不同类别的器物;主椁室与器物库之间是环绕一周的回廊式过道;主椁室内用木板分隔成西室和东室,两室之间有门道相连,西室内放置随葬品(包括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的漆木家具),东室的东北隅放置二重套棺。这是迄今所见西汉列侯墓中设计最为严密、结构最为复杂、布局和功能最为清晰的木构椁室。这种椁室及其布局结构,总体上看与以往发现的西汉列侯墓椁室相似,属于列侯葬制无疑,但是,其平面布局和结构又与西汉诸侯王墓中“黄肠题凑”椁室的布局结构多有相似之处(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定县八角廊汉墓、盱眙大云山1号墓、安徽六安王墓以及长沙象鼻嘴1号墓等),如椁室中央设主椁室,主椁室分隔出棺室,主椁室外有回廊,回廊四周分隔成若干放置不同种类随葬品的空间等,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只不过主椁室四壁的构筑方式采用的是枋木和木板竖向构筑而不是枋木横向题凑而已。就刘贺墓的棺椁尤其是木椁结构而言,它总体上采用的是列侯墓的棺椁制度,但与此同时,它又具有某些“王制”的影子和王墓的气派。

16.济南市考古研究:《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8期。

17.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18.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按:发掘者认为,该墓为西汉齐哀王刘襄墓,卒于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但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西汉早期的某代齐王墓。

19.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按:发掘者认为,该墓是卒于公元前187年的吕国第一代王吕台之墓,但学界有不同认识。

20.a.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b.韦正等:《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文物》1998年第8期。

21.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2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第5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按:该墓又名“八角廊汉墓”,墓主人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

2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26.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65~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按:据2010年的统计,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12家列侯的17座,加上长沙砂子塘汉墓和近年发掘并公布的蓝田支家沟汉墓、西安凤栖塬汉墓以及海昏侯刘贺墓,总计为16家列侯的21座墓。

2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按:该墓的墓主人为西汉南曲炀侯刘迁,卒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2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2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献县第36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41~26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按:发掘者认为,该墓系西汉早期某代河间王夫人墓。

3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绵阳双包山汉墓》,第39~48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97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按:该墓主室出土有“刘骄”银印,发掘者认为“墓主人系王族亦属可能”;后来,刘瑞考证为“应是一座诸侯王级的墓葬”。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文章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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